谈作家

话说武汉疫情刚爆发没几天，也就是一月底钟南山宣布武汉病毒人传人，隔日武汉封城的时候，我和大家一样，都还处于忙着看热闹的时候，我妈居然比我还像一个作家，当天就发微信问我说：

“你不想写点什么吗？”

我一愣，不明白她这个独居在北京家里的老人家是神马意思，便问：“写什么？”

“像《切尔诺贝利》那样的电视剧，写个剧本啊。”我妈说。

哦！我这才大大地松了一口气，我还担心她会要求我写一部《悲惨世界》那样的史诗巨著呢，闹了半天，她无非是想让我写个好看的电视连续剧而已。

然而即使是要回答她的这个要求，或者说要跟她解释：我为什么写不了“《切尔诺贝利》那样的电视剧”，也是一件煞费口舌的事情。我妈和很多人一样，都觉得作家是万能的，天大的事情出来，作家也是可以一挥而就写出旷世佳作来警醒世人的。这就好像当年英国作家奈保尔去中国参加书展还是什么活动，公开演讲的时候就有热心的读者问他说，你能不能写一本关于中国的书？

这位热心读者的意思是，你能不能像写印度三部曲那样，也写写中国呢？

我妈现在给我提出的这个难题，就跟这位读者想让奈保尔来写中国一样。即使我妈想让我写，或者说她想看的，只不过是一部关于武汉疫情的电视连续剧（写电视剧当然远远要比写小说简单得多，这是常识）。

隔行如隔山。所以我非常赞同当时奈保尔耐心回答那位中国读者的话（因为换了我可没有这个耐心），他说，我现在年纪已经很大啦（他那会儿好像已经八十多岁了），要写关于中国的书的话，我需要做很多的调查，还要收集很多的资料，这些工作，我现在已经力不从心了。

奈保尔的回答不仅耐心，而且还相当地客气。也真是难为了他，回答这个问题，就好像一个数学博士要去跟一个幼儿园的小朋友解释：为什么1+1不等于3？

当然，人家读者又不是作家，提这样的问题也无可厚非。但是奈保尔的这位忠实读者就跟此刻的我妈一样，因为在他们的心里，都觉得作家是万能的，什么都能写，而且是想写什么就能写什么。就好像写作完全就是信手拈来。

写作当然不是信手拈来。能随便拿起笔来就乱写的不叫作家，叫跳广场舞的大妈。

我写这篇文章，完全没有半点和武汉作家方方过不去的意思。我想说的是，在写作这件事情上，中国的读者也好，我妈也好，似乎都对写作和作家存在着严重的偏见和误解。我只想让他们知道：作家不是神，不是万能的，不是随便出来一个什么重大的社会事件或者历史事件，作家就可以为此写出来一本书，或者是一部电视连续剧。

因为一个真正的作家，写出来的永远不可能是新闻报道，不是小道消息，疫情八卦，而是文学，是作品。相对于方方辛苦不已每日一汤地写出来的心灵鸡汤，我宁可去读李修文什么也写不出来、只能接受记者采访的那篇口述，或者是池莉二十年前在武汉写的小说《霍乱之乱》，或者是她宅在家作为一个前医生写出来让大家如何防止感染的短文——和文学完全无关，却认真实在、有用、救急。

方方的小说我出国前可能读过，但现在已毫无印象。所以我再三说明，我对方方老师的小说没有半点意见，对她现在每天不辞辛苦为大家炮制的武汉鸡汤也没什么意见，因为毕竟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我对方方老师唯一非常有意见的，是在她发布的第一篇武汉日记里，大篇幅地为湖北和武汉的渎职贪官洗地，说他们并没有做错什么，在后来的日记里又为武汉市长的帽子戏法辩护，要大家“理解”他。以下就是她武汉日记里的原话：

“武汉官方前期对疫情的轻慢和封城前后的手足无措，造成了百姓巨大的恐慌，给所有武汉人带来伤害，这些我会在文章写细写。但现在我想说的是，湖北官员的表现其实是中国官员平均水平的表现。并不是他们能力比其他官员更差，而是他们的运气更差。一旦没有文件，他们就六神无主。这次事件如在同一时间落在别的省里，那些官员的表现，不会比湖北的更好。”

我前天在朋友圈贴了她这段话，说如此高级的洗地黑，实在让我无语，居然还有朋友评论说，她说的没错啊，是你没理解她的意思吧？

好吧，如此看来，这段话的迷惑性还真是高，居然还能迷倒一批人民群众，误以为方方此文意指批评国内的官僚体系，而不是为湖北狗官开脱洗地。如此说来，我还真有必要掰扯一下这段文字里的神逻辑了：所以请问，武汉官方前期对疫情的各种瞒报和宣传没有人传人，导致疫情迅猛扩张发展，如今变成全球瘟疫的这个渎职大罪，究竟是不是武汉官员的错？还是仅仅是因为，“他们的运气更差”而已？如果换了其他省市的官员，同样的事情也会发生？

我可以告诉你：绝对不会。这件事，虽然有体制的问题在，但99%的问题都是人祸，而非体制。因为即使在同一个体制内的国内其他省份，其他官员，也有做得好的。例如我们在网上都可以看到四川和河南两个省的范例，一个是卫生防疫博士当省长，另一个则是网上广为流传的那个河南一个农村的村支书半夜扯着嗓子骂出来串门的村民的那段视频。更有网友挖出来了几十年前上海乙肝大流行的那一年，上海市政府是如何控制和消灭疫情的一系列举措。所有的这一切都发生在同一个中国，同一个体制里。而且我们都知道，不管历史的时局状况是好是糟，自古以来就有好官和坏官之分，这是一个起码的常识。无论在任何一种体制下，都会有爱民如子清贫至死的清官，也有草菅人命富可敌国的贪官，有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的官，也有结党营私中饱私囊完全不顾百姓死活的官。我还从来没听说过，天下乌鸦一般黑，所有的官员都是一样的，只不过是武汉的官员“运气差”，所以才造成了这些草菅人命、武汉无数百姓家破人亡的惨剧！请问这到底是什么神逻辑？！还说这不是在给湖北狗官高级洗地？

中国还有句老话叫做：在其位，谋其政。还有句俗话说，没这个金刚钻，就别揽瓷器活！湖北武汉的官员不作为，瞒报疫情，训诫八医生，甚至伙同红十字会假公济私，将捐赠物资偷梁换柱，蔬菜口罩高价出售中饱私囊，这一切无耻透顶的贪污腐败，又岂是“渎职”两个字可以尽述！我可以肯定地说，如果在疫情发生之初，管理湖北的不是这群乌纱帽大于人命的狗官，换一个好官坐镇，整个武汉完全不至于瘟疫蔓延到不可收拾地封城，千家万户不至于沦落到如此地步！上海那个让党员全部上一线的医院主任如果在湖北，武汉的新任委书记王忠林如果在1月1日就能调任，武汉的疫情会发展到今天？！

消消气，现在回到最开始我妈问我的那个问题上，当我妈这个虽然完全看不懂我写的作品却仍然是我最忠实的读者和粉丝，在武汉疫情刚刚爆发就怂恿我写一部像《切尔诺贝利》那样在她看来就已经是极品的电视连续剧的时候，哭笑不得的我，只能拐弯抹角地用另一个我为什么不能写也不想写这个题材的理由回答了她，因为这个理由比奈保尔的回答更能够让她秒懂。

我说，首先，切尔诺贝利早在三十多年前就已经发生了，你觉得为什么直到三十年后，才出来这个电视剧？

我妈想了想，茫然地说：为什么？

我说，因为那时候苏联还在啊。

我妈立刻明白了：哦！

然后我又继续说：而且，就算现在苏联已经不在，切尔诺贝利现在已经属于乌克兰，但是，《切尔诺贝利》这个电视剧，最后也并不是乌克兰或者俄罗斯的人拍出来的，而是美国人拍出来的。你觉得这是为什么呢？

我妈迟疑地回答：是俄罗斯人不想拍吗？

我不置可否地说：这只能问他们自己了。总之作家也好，编剧也好，不是你想象的那样，只要发生一个重大事件，他们只要脑子一拍，就能写出来长篇巨著了。这是根本不可能的。

我妈终于似懂非懂地放弃了劝说我写一个电视剧的想法。虽然，我可以理解，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她是具有做一个作家对题材的敏感性的，只不过，她不专业的地方在于，她不知道，作家不是一个像电脑一样可以随时开关的写作机。

在终于让我妈放弃了让我写武汉疫情的HBO剧集的想法之后，我这才由衷地发出了我个人对这个话题的感叹。我说：其实中国的作家从来就不缺素材，也不缺创作自由，他们缺少的，是良知。

我知道说这句话，会让多少人骂死我，但我还是要这么说。不过为了避免造成任何作家朋友们的误解，我必须要澄清我上面这句话并不是一竿子打死所有作家，我指的只是一部分，或者说，大部分作家。尤其是那些连方方这种体制内作家都实在看不下去的那些溜须拍马甚至写出“我们要感谢病毒”如此无耻之极的党报文章的“作家”们，他们缺少的已经不仅是良心，而是压根没心了，甚至可以说是狼心狗肺。我希望那位作者自己先感染上病毒，再来写“感谢病毒”让武汉更伟大的这种文章，才更有说服力。

虽然现在各种武汉作家满天飞，我想说，请方方粉们多看看总是被404的武汉诗人小引的疫情日记，那才是一个真正的作家应该写出来的文字。还有很多其他我所不知道的武汉人在网上发布却总是被看不到的文字，他们虽然并不是作家，此刻却是在用他们的生命在书写着他们每一个人真实的命运，和与死亡搏斗抗争的种种历程。在看那些真实到流血的文字的时候，我真心感到他们才是这次疫情里最伟大的作家，和最伟大的记录者，用文字来告诉世人此刻封城的武汉疫城里，发生的每一幕，每一分，每一秒。

乱世空城，事事可见人心。

此情此景，方知人间真诚。

我没有告诉我妈的是，其实在武汉疫情之初我就已经说过，希望有武汉的作家能记录这一切。那天是1月29日，我刚看完一篇新闻媒体采写的口述实录，是一个普通的武汉女孩，她一家四口，最开始是妈妈在医院做小手术被感染病毒，然后住院，紧接着在医院照顾她的爸爸也感染住院，哥哥去给父母送饭，被感染，她因为去医院，也被感染，现在在发高烧。在发表这篇文章的时候，她妈妈刚刚去世了，爸爸也在医院病危，哥哥和她尚未确诊，而且医院已经人满为患，无法住院了。几天以后，我在微博上看到了她的更新，说她哥哥已经确诊，去酒店隔离了，嫂子也开始发烧，但为了照顾才几岁的儿子只能在家，她自己在独居的家里也已经高烧不起，生死未卜。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短短十几天的时间里，而倩倩这一家的遭遇，只是千千万万个武汉人家的故事之一。

所以我当时就说：“武汉这次的瘟疫封城需要有人来记录，写一本书，希望武汉的作家能够做到。”

写这段话的时候，我心里希望的是能看到有斯维特拉娜·阿列克谢耶维奇这样记者出身的作家，写出一本像《切尔诺贝利》那样的纪实文学。那本书，在看全篇第一个故事的时候就看得我泪流满面，并且自认就算让我以小说或者任何一种文学形式去重写这个故事，也永远不可能写得有她一半好。纪实文学能写到如此地步，真的让我非常震惊而且震撼。虽然我很清楚地知道，不是每个作家都能够具备她这样的写作天赋和才华，但如果有哪个武汉作家至少能够尝试记录真相，像《切尔诺贝利》里濒死的居民说的：“我要趁我死去之前，把我知道的事、想说的话讲给你，让更多人知道……把我的故事带给外面的人”，就已经足够了。

我曾经满心希望此刻身在武汉城能够获得一手资料的作家中，能出现像阿列克谢耶维奇那样为披露真相不顾一切的伟大的作家，可惜的是，我没有看到阿列克谢耶维奇，只看到了其他。

（全文完）

2020.2.25.